的小纸条，发给孩子们当车票。孩子们凭着车票，可以上车蹲在我后头，让我带着在胡同里转悠一圈儿。这下儿我在孩子们当中的人气指数飙升，孩子们都拍我马屁，为的是得到几张“车票”。这辆车肯定没有游乐场的过山车好玩儿，但是他带给孩子们的快乐，绝不亚于过山车。

　　这时候正赶上毛主席去世，胡同里的人们都在默默地哀悼，能听到的只有收音机里播放的哀乐的声音和念讣告的声音。这时候我还划着小车在胡同里跑来跑去，跟沉痛的气氛很不相符。奶奶怕我这么做给家里大人找事儿，就把小车收起来，不让我玩儿了。我也开始和大人们一起，戴个黑箍怀念伟大领袖。

　　奶奶家住在胡同把口儿，紧邻一条小马路。院门口有块一米长、半米宽、一尺高的大石头，我总坐在石头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。那块石头在某天半夜不翼而飞，奶奶说是偷走做墓碑了，不知道是在诅咒那个小偷，还是她真那么认为。

　　那条街道是连接城乡的要道，总有马车经过。年轻的车把式站在车上，一手攥着缰绳，一手把鞭子在空中一甩，声音清脆。马昂首挺胸，跑得飞快。车子在路上颠来颠去，车把式稳稳地站在车上，身子不摇不晃，卖的就是这门功夫。

　　中年壮汉赶车，喜欢跟牲口并排步行，大步流星，绝不落队，连口粗气也不喘。奶奶家旁边是个小铺，买散酒。有几个粗瓷制作的小碗儿，专给车把式预备的。他们经过门口，让马车接着前行，跑进小铺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两毛多钱，让谭爷爷给打二两酒，仰脖一饮而尽，转身出去追赶马车了。

　　只有岁数大的车把式在车前边坐着，两只脚在空中耷拉着。马车走得不紧不慢，他们抽着旱烟，悠然自得。

　　奶奶的弟弟我叫舅爷爷，是净土寺大队的车把式。他会把车停在院门口儿，进屋喝碗水。舅爷爷为人爽快厚道，身子骨健壮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典型的京郊农民。

　　要是赶上“老头队”经过，那可就热闹啦。

　　“老头队”是一只三轮车队伍，平均年龄也就在五十岁左右。现在五十多岁了还能叫“大男孩”，那个年代就是老头儿了。

　　他们当中有些人到退休年龄，退休在家又闲不住，所以出来卖力气挣钱。有的是想个办法提前退休，就为拿着退休金，出来再多挣一份工资。

　　这些人中大部分孩子已经出去了，抱着连玩儿带挣钱的态度，所以干起活来心情不错。三轮车上载着重重的货物，他们屁股离座，奋力蹬车，不能掉队。让人家说体力不行，那还不如不干这活儿那，太丢人。

　　蹬空车的时候，队伍飞快地从马路上划过，谁也不能掉队。心情好或者喝了酒的时候，他们还会来个车技表演，一个后轮腾空，斜着骑。兴致来了还会大吼一声，马路边那些修车的、打牌的、喝茶的北京爷们，也高喊一声作为回应，仿佛对暗号儿。

　　别瞧这些人岁数挺大，但是一般的小伙子也不敢招惹他们，用北京话说，他们属于“老炮儿”，见过些阵仗的，跟他们动手不见得占便宜。

　　奶奶家门前的马路上，隔一段时间会有一辆公交车经过。那是十六路，从动物园到北太平庄的。是老式汽车，前面带个大鼻子。售票员没有座位，左手拿个票夹子，脖子上挂个书包装零钱，在门口儿站着。

　　售票员在前门儿站着的时候，先检查一下儿前门将要下车的人的车票。等车子到站一停，赶紧下车跑到后门口儿堵着，检查后门下车乘客的车票。每天就这么前门儿、后门儿两头儿跑，真挺累的。

　　学龄前的我，经常在每天晚上五点多钟的下班时间，坐在门口儿的大石头上，看着公共汽车缓慢地驶过，听着车里售票员肉嗓子的报站声音，看着坐着和站着的乘客，脑子幻想着，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张月票，神气地坐着公交车上下班。

　　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，现在我出门儿坐私家汽车，而且也不需要上下班了。

　　2000年左右我到中朝边境演出，在鸭绿江对面的朝鲜公路上，又看到了那种大鼻子的公共汽车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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