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世凯接受那个丧权辱国的”二十一条”，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打上一块羞耻的烙印。羞耻激起人们的仇恨，激起人们的愤怒，激起人行动起来，做出他们能够做得到的反抗行动。以抵制日货作为突破口的爱国反日运动，一瞬间便在全国范围内荡起：不用日货，不坐日船，不跟日本人来往，处罚贩卖日货的奸商，成了爱国人民的行动公约。

　　青年华侨自愿回国抗日。

　　海外留学生组织回国请愿团，请愿抗日救亡。上海人民发起救国储金运动

　　善良的中国人民，竟忽略了这天大的羞辱还是因为自己的政府、自己的总统卖国投敌所造成的，应该着力反袁，反卖国政府。人民没有激起反袁怒潮，袁却再三再四下令压抑人民的反日救亡运动。

　　接受《二十一条》的第二天，袁世凯便向全国发出“密谕”，把日本人说成”三头六臂”，为自己不抵抗政策作辩护。不久，又以政事堂国务卿名义再发”密谕”，仍然为自己的罪责解脱。欲盖弥彰，袁世凯这样做了，反而引起了国人的注目。于是，一股“不承认二十一条”“驱逐日兵收复山东”、“诛卖国贼以谢国人”的呼声震撼全国。

　　袁世凯惊慌了。他挖空心思，想让外交总长作他的替罪羊。陆征祥无可奈何，只得通电辞职。可陆征祥又不想承担全责，于是在自己的辞职通电中写入“曹次长误签”条约几字。

　　结果曹汝霖大怒，也通电辞职了。他也在辞职通电上毫不掩饰地为自己辩护说：“此案和平了结，大总统之独断，一出于各部总长之公意。日使要求第5项尤甚，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，方敢加注容日协商。”

　　这话一经公开，轮到袁世凯恼羞成怒了，他拍着桌子大骂陆征祥和曹汝霖混账。还不曾亡国，就把自己的主子出卖了。

　　之后，中国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.一方面是人民的反日情绪与日俱增，一方面是袁政府对爱国人民镇压的升级。爱国有罪，成为中国人民最痛心无不皱眉的现状。

　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志愿军和党卫军了，在许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看来，全中国只有长江巡阅使李默涵敢和日本人来真的。要报国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祖国的话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那就是商丘。

　　在居仁堂的一个密室里，坐在袁世凯对面的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。父子俩都在沉默着，相比之下，袁世凯的眉头锁得更紧。那个惹祸的《二十一条》签定之后，整个中国都像开了锅一般，反袁反日.反日反袁，一股愤怒的反潮，波及到中国的所有阶层：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商人、士兵，连军官、地方官、名流绅士也都卷子进去，华侨更是行动积极。

　　袁世凯成了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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