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卓瑶读着自己刚刚写就的文章，想到那些白白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学，莫名的悲愤再次涌上心头。
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惨案，她还根本意识不到那些野心家会如此的阴险。
而对于那个将惨案的真相和背后的阴谋揭露出来的年轻军人，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。
“就象他说的，只有这样，才算是给死难者真正报了仇。”傅卓瑶自言自语的说道。
此时此刻，在远处的一间小阁楼上，站在那里远眺的杨朔铭看到了傅卓瑶的室内还亮着的灯，不由得暗暗点头。
杨朔铭的目光转向远方，他看着远处黑暗中闪动的点点灯火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回到了屋内，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张张报纸，冷笑了一声。
“既然你们是靠‘忽悠’起家的，那就让你们在‘忽悠’当中灭亡吧！”
“九?二八”惨案发生后，各地声讨政斧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，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，象研究系的机关报《晨报》即在10月2曰的“时论”栏发表了林学衡的《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》一文，毫不客气的指出爱国青年“激于意气，铤而走险，乃陷入歼人居间利用之彀中”，文中点明许谦黎寿昌等人“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……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”，“共有派诸君故杀青年，希图利己”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10月7曰，《晨报》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《群众领袖安在》的社论，也愤慨的说，“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（按即所谓“群众领袖”）之手”。
陈渊泉在《群众领袖安在》一文中明白的点出，“许谦黎寿昌等人非迫群众至督办府不可，竟称府院卫队已经解除武装，此行绝无危险，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。吾人在纠弹政斧之余，又不能不诘问所谓‘群众领袖’之责任！”
著名学者陈源在《现代评论》中也提出来了同样的观点：“学生遇见些‘好人’，都说那天在承天门开会后，他们本不打算再到督办府，因为他们听见大会主席宣布督办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，所以又到督办府门前去闹，我们不能不相信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，是由于主席的那几句话，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，他故意那样说，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，要是他误听谎言，不思索调查，便信以为真，公然宣布，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之责任了。”
“卫队没有解除武装，但在惨案发生时，卫队的枪里并没有子弹，但却从墙头打来三枪，当场打死队兵三人，卫队受惊，遂不顾禁令，重新装弹开枪，我想要问一句，这至关重要的三枪，到底是谁打的？在此关键时刻，群众领袖们都在哪里？死难者男女学生有之，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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